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从“非其时而有其气”谈防疫

“非其时而有其气”出自宋版《》,是医圣张仲景对疫病原因的解释,疫病在《中医疫病学》中被定义为“一类传染性极强,可造成大面积流行,起病急,危害大,不论性别和年龄,其临床表现相似的疾病的总称”。本次新型冠状病毒范畴,《说文解字》释“疫”:“疫,民皆疾也。”“疫”从“殳”,“殳”之甲骨文字形,象手持一种长柄勾头似的器具。《释名》言:“殳矛,殳,殊也。长丈二尺而无刃,有所撞挃于车上,使殊离也”。故“殳”本义为先秦时代一种车战兵器,在两军车马交错冲撞时使其分开。古人可能是将这种暴力强制效果类比为疫病的传染性,故加病旁为“疫”。
 
对于“非其时而有其气”的含义,张仲景在《》中举例解释道“春时应暖而反大寒;夏时应热而反大凉;秋时应凉而反大热;冬时应寒而反大温,此非其时而有其气,是以一岁之中,长幼之病多相似者”,即出现与所处季节不相应的气候。
 
其实在仲景所处的东汉以前,古人就已经认为疫病的产生与气候有关,如《诗经》载周幽王时期“天方荐瘥,丧乱弘多”,瘥即“疫病”之意,《墨子》有“若天降寒热不节,中药方,雪霜雨露不时,五谷不熟,六畜不遂,疾戾疫”;《吕氏春秋》言:“孟春行秋令,则民大疫”“季春行夏令,则民多疾疫”“仲冬行春令,民多疥疠”,这其实都是“非其时而有其气”的类似说法。既然“非其时而有其气”是古人对疫病原因几乎不约而同的认识,那么我们不禁要问,“非其时而有其气”的原因又是什么呢?
 
首先,我们看看能否从中医学上找到说法。大部分学者认为《》中的“七篇大论”成书于东汉时期,“七篇大论”中的五运六气学说就解释了“非其时而有其气”的原因主要是客气与中运。
 
众所周知,一年四季寒、热、温、凉的流转,是由于地球围绕太阳均匀公转的结果,古人还将其分为24份即二十四节气,这在五运六气学说中被称作主气,也叫地气,亦即年年如此,相对固定不变;而所谓客气与中运则是加临到主气上的另外的周期轮转,客气也被称作“天气”,中运也叫“中气”,客气、主气、中运完全是基于我国传统文化“天地人三才”的世界观构建的。这是古人从“天地”的层面阐释“非其时而有其气”的原因。
 
另外,笔者认为,“非其时而有其气”不仅可以指四季气候的失调,还能扩展为整个生态环境的失常。众所周知,四季气候轻微异常仅其寒、温、燥、湿有变,但若严重异常则会产生旱、涝、火、风等天灾,显然也是疫病的诱因之一,如《汉书》有“是岁,关东大水,郡国十一饥,疫尤甚”“会连雨雪数月,畜产死,人民疫病”“数遭水旱疾疫之灾”等的记载。
 
我国近期虽无严重的自然灾害,但整个地球是一个整体,世界各国是命运共同体。2019年9月,澳洲发生火灾,整整燃烧4个月,焚毁面积是2019年巴西亚马逊雨林大火焚毁面积的2倍、是2018年美国加州山火面积6倍;2020年1月,加拿大遭遇了史无前例的雪灾;2020年2月,东非地区又发生了几十年未见的蝗灾。在笔者看来,这是整个地球生态环境“非其时而有其气”的结果。由于人类对地球资源的肆意利用,地球的生态平衡遭到了严重的破坏,已经产生了诸如温室效应、两极融化、臭氧空洞、动物灭绝等一系列恶果。比如温室效应,会让整个地球都处于“冬行春令或冬行秋令”的状态,而两极若进一步融化,带来的可能将会是“冬行夏令”的严重情况。
 
中华文明自古以来就是强调与天地万物和谐共处的文明模式,老祖宗给我们留下了很多有关“天人相应”的精神文明成果,如中医学和以儒释道为首的传统文化。中华传统文化教人向善,如何与自然、社会和谐共处,正是纠正如今世界“乱象”的对症良药。当然,以传统文化来提高人类的精神文明层次并非让大家回到“原始时代”,物质对于人类的生活是必不可少的,关键在于如何合理地利用地球资源,减少不必要的浪费,和平共处,减少争端,统筹我们共同的物质成果。
 
众所周知,无论古今中外,疫病给全人类造成了很多不可挽回的重大损失,如夺走了2500万欧洲人性命的黑死病,造成2500万~4000万人死亡的西班牙大等。而新型冠状病毒截止到3月14日,造成了我国3199人死亡。总之,“非其时而有其气”的疫病观是我国古人智慧的结晶,对于认识新型流行病的起源乃至由人类造成的“地球疾病”都有一定的参考价值,警醒我们保持地球自然的生态环境和谐是多么的重要。(王德辰 关庆维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