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从《水浒传》说宋代瘟疫

《水浒传》开篇即描述,“嘉佑三年上春间,天下瘟疫盛行,自江南直至两京,无一处人民不染此疫……开封府主包待制亲将惠民和济局方,自出俸资合药,救治万民,那里医治得住,瘟疫越盛。文武百官商议,奏闻天子,专要祈祷,禳谢瘟疫。”嘉祐三年三月初三,宋仁宗早朝时,大臣奏曰:“目今京师瘟疫盛行,民不聊生,伤损军民多矣。伏望陛下释罪宽恩,省刑薄税,以禳天灾,救济万军。”
 
史书记载宋朝多瘟疫
 
中医“瘟疫”,亦称温疫、疾疫、疠疫等,是指感受疫疠之气,造成流行性急性传染病的总称。早在2000多年前《周礼·天官》记载:“疾医掌养万民之疾病,四时皆有疠疾。”《吕氏春秋》记载:“季春行夏令,则民多疾疫。”《》记载:“五疫之至,皆何染易,无间大小,病状相似……正气存内,邪不可干,避其毒气。”说明古人对瘟疫早有一定认识。
 
据史料记载,嘉祐年间,“春夏季节京师旱灾又大疫,京兆府暑甚疫,泄痢大行,人病多死”。在北宋时期(960-1127年)的168年中,至少有59年发生疫灾,平均2.85年就要发生一次疫灾。在北宋的九位皇帝中,数宋仁宗在位时发生疫灾年数最多。当时,疫灾频发,与酷热、干旱、蝗灾、饥荒、战乱有关,并与城市人口相对密集、流动性大也有一定关系。当时,汴京(开封)时疫暴作,“民中其疾者死十有四五”。除汴京外,疫灾主要发生在黄河中下游、江淮之间及长江中下游地区。江南和汴京地区为全国疫灾中心。
 
古代中医对瘟疫的认识
 
古代中医对瘟疫的认识,是在实践中不断提高的。隋朝巢元方《诸病源候论·疫疠病诸候》中认为,疫疠病“其病与时气、温、热等病相类,皆有一岁之内,节气不和,寒暑乘候,或有暴风疾雨,雾露不散,则民多疾疫。病无长少,率皆相似,如有鬼厉之气,故云疫疠病”。
 
明代医学家吴又可的《瘟疫论》是我国论述瘟疫的第一本专著,书中认为“瘟疫之为病,非风、非寒、非暑、非湿,乃天地间别有一种异气所感,这异气又称疫气、疠气、戾气”。这是古代中医第一个对瘟疫病因提出异议的创见。吴又可指出戾气是物质性的,“无形可求,无象可见。没无声复,无臭,何能得睹得闻,但可用药物制服。”瘟疫“邪从口鼻而入”,“有天受、有传染、所感虽殊,中医书籍,其病则一”。他进一步指出,人体感受戾气之后,是否发病,症状轻重,决定于戾气的量、毒力与人体的抵抗力。“其感之深者,中而即发;感之浅者,而不胜正,未能顿发。正气稍弱者,触之即病。”
 
古人所说的瘟疫,类似于现代医学中的急性传染病。可能包括伤寒、疟病、、天花、麻疹、白喉、、鼠疫、霍乱、痘疮等,一旦暴发,如不能有效控制,会导致人群大量死亡,经济严重破坏,社会动乱。
 
古代防治瘟疫措施
 
宋朝朝廷对瘟疫的控制是比较积极的,如重视各地疫情信息上报与处理;除赴以时,以避炎瘴;下诏罪己,封神祭祀,赦天下;减免税赋;改称年号;考核官吏控制疫情的政绩,据此奖惩官吏。960年至1279年间,宋朝颁布190多条与疾疫有关的诏令。
 
当时,具体措施还有派医生诊治;免费施散药物;隔离病人,防止传染;快速掩埋瘟疫而死者的尸体,保护水源等。如992年,开封大热,疫死者众多,宋朝政府派良医医治病人,发放汤药;朝廷拿出五十万贯钱作为赐药药费,并特派内侍中黄门一人监督医治。1049年河北发生疫病,宋仁宗“遣使颁药”。1054年汴京大疫,宋仁宗把宫廷中名贵中药材碎“通天犀”(犀牛角粉)拿出来,和药以疗民疫,疫区各地还建立“病坊”隔离病人。1102年,宋徽宗下诏各地建立“安济坊”,“以病人轻重,而异室处之,以防渐染”,还创建“漏泽园”,掩埋病尸及无名尸。
 
其实,2000多年前,我国对瘟疫已采取有效隔离措施。在湖北云梦睡虎地出土的秦简,记载有麻风病疠迁所。东汉时期,军队中还专设对传染病人隔离的“庵庐”。《汉书》记载:“元始三年……民疾疫者,舍空邸第,为置医学”,表明当时已有类似时疫医院的机构。隋唐开始,佛教寺院开设瘟疫隔离“病坊”。宋朝开始,寺院还开设安乐坊、安济坊、保寿粹、保养馆、养济院、福田院等隔离疫病的专门场地。
 
古代封建统治者认为瘟疫是上天示罚,鬼神作祟,所以在施医术同时,还常求于“巫术”。《水浒传》中,尽管皇帝祈祷上苍,张天师作法,瘟疫还是不断起伏着流行。“卢俊义分兵歙州道”一回中,梁山好汉在征讨方腊途中,杭州城内瘟疫盛行,已病倒张横、穆弘、孔明、朱贵、杨林、白胜六员将佐。宋江派穆春、朱富等留下看视病人。结果,朱富也被传染上。多位好汉均客死异乡,葬于杭州,可见瘟疫之烈。 (上海 严忠浩)